袁宏《后汉纪》于灵帝中平六年八月董卓迎少帝还宫一事下复载：“武猛都尉丁原将河内救何氏，拜执金吾。”由此事时间推测，丁原拜执金吾，应是董卓的安排。董卓虽然抢先一步进京，将少帝、太后挟持在手，占据了政治上的优势，但另据《三国志董卓传》注引《九州春秋》：“卓初入洛阳，步骑不过三千，自嫌兵少，不为远近所服，”又知他在军事上并不具备压倒丁原的实力。董卓急于发表丁原为执金吾，着意加以安抚，反而暴露出他对丁原及并州兵的戒备、畏惧之心。
丁原拥兵自重，对董卓构成肘腋之患。而董卓能否顺利铲除丁原，关键又在吕布。那么，吕布何以会背叛丁原而投靠董卓呢？如上所述，董卓进京时兵力有限，丁原凭藉并州之兵，足以与之抗衡。董卓采取欺骗手法：“率四五日，辄夜遣兵出四城门，明日陈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复入至洛中。人不觉，谓卓兵不可胜数。”〔28〕吕布等并州将大概也被迷惑，一时慑服于凉州大军的威力。又《吕布传》谓卓“以布为骑都尉”。上文提到丁原在河内时任骑都尉，董卓擢吕布为骑都尉，大约是让他接管丁原旧部。我怀疑，这可能就是董卓引诱吕布倒戈的条件之一。
不过，吕布投靠董卓，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吕布、董卓所在的并、凉二州，东汉后期既是“羌患”蔓延的主要区域，又是对羌战争的主要战场。并州境内原本有许多内徙的匈奴人，后来又涌入大量羌胡。羌胡与汉人长期杂居，董卓及凉州将因而“习于夷风”，已见上述。吕布一班并州将，可信亦与之类似。《吕布传》谓董卓“甚爱信之，誓为父子”。他们同样“寡于学术”，而以骁武闻名乡里；最初又都担任低级军职，早年经历十分相近。董卓、吕布二人气味相投，并非偶然。
《后汉书》称“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除凉州将外，也应包括吕布等并州将。董卓政权中官员的高低、文武之别，同时又成为关东党人名士与凉、并武人集团的分野。《三国志孙坚传》注引《吴录》：王睿“以坚武官，言颇轻之。”琅邪王睿系大族名士，已不待言；孙坚的身分，按陈寅恪先生的说法，是“不以文化见称的次等士族”〔29〕。他们的关系表明，汉末大姓名士对于武人阶层的态度，是相当轻蔑的。
孙坚、董卓处在敌对状态，李傕、吕布分属凉、并二州，但是他们又有共同的特点：即缺少学术声誉，而以武力着称。他们都属于社会地位不高的武人阶层。
概言之，并州武人集团追随董卓与关东党人名士对抗，最终取决于他们地域、文化、习俗及社会阶层的背景。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董卓政权的本质，是代表一批来自西北边州、深受羌胡影响的中下级武官的利益。
三、董卓迁都与王允之谋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二月，董卓挟献帝迁都。据《三国志武帝纪》，关东联军方面的曹操，对此有一番评论：“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依曹氏之见：如果董卓高举献帝的旗号，分兵占据长安、洛阳，仍能与关东诸军抗衡。但是，董卓却执意放弃洛阳，退守关中，这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董卓入关不久，便出现王允之谋，董卓政权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此事的背景又是什么？
（一）董卓迁都的真实意图
《后汉书董卓传》曰：“初，灵帝末，黄巾余党郭太等复起西河白波谷，转寇太原，遂破河东，……号为白波贼，众十余万。卓遣中郎将牛辅击之，不能却。及闻东方兵起，惧，……欲徙都长安。”一些学者由此推断：董卓决策迁都，一是迫于关东兵的压力，二是担心白波军切断退路。我认为，这第二条理由是难于成立的。
《后汉书献帝纪》系白波军攻河东、牛辅击白波二事于中平六年十月；而关东州郡起兵反抗董卓、董卓杀弘农王二事，则在次年即初平元年正月。《献帝纪》载当月大事又有：“白波贼寇东郡”。白波军兴于白波谷，诸史皆谓谷在西河〔30〕，唯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其标在河东，似不确。河东横亘于洛阳、长安之间，西河在其北部，东郡则在洛阳以东的兖州境内。董卓醞酿迁都时，白波军已经转战东郡，对于董卓西迁的路线，并不构成直接的威胁。
《三国志武帝纪》载：董卓将献帝迁往长安，他本人则“留屯洛阳”。袁绍诸军分据河内、酸枣等处。“卓兵强，绍等莫敢先进”。当时关东方面总兵力达十万以上〔31〕，却畏惧董卓而不敢出战，说明董卓军队的战斗力相当强大。另据同书《孙坚传》：“卓遣步骑数万人逆坚，”又知董卓的兵力已远远超过刚到洛阳时的三千步骑。该传注引《山阳公载记》录董卓语曰：“关东军数败矣，皆畏孤，无能为也。”并未把袁绍之辈放在眼里。既然如此，他何以又非要撤离洛阳不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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