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正是“寡于学术”的董卓诸将，进京之后不为名教所惑，果断废黜了少帝、何太后，开启代汉过程的第一步。然而，这是党人名士自己不敢做，又不允许别人做的事。他们和以董卓为首的凉州集团在政治上的分歧，是无可避免的。袁绍、卢植等人在废立问题上，先后与董卓发生激烈争执，就是有力的证明。
董卓以暴力夺权，又将暴力充斥于新朝。诸史谓董卓“以严刑胁众”，“人不自保”，“群僚内外莫能自固”〔18〕，显然已引起关东士大夫的反感和恐惧。至于董卓纵容军士在洛阳附近杀掳*，社会的基本秩序荡然无存，更造成各阶层对其政权普遍的敌意。所以，尽管董卓获得了“讨灭宦竖”的名声〔19〕，尽管他用心笼络党人名士，党人名士最终还是要与他分道扬镳。
然而由于董卓集团的骨干分子多出自凉州，与中原党人名士一向存在地域的阻隔，双方政治、文化的冲突，又凸现为关东、关西对立的形式。总之，董卓统治关东，面临着复杂错综的矛盾。关东州郡举兵反对董卓，就是这些矛盾激化的结果。
（二）董卓集团的羌胡化倾向
以往人们评论董卓之乱，时常将其与羌胡联系在一起，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董卓以并州牧率兵进京，其麾下之兵是从凉州带到并州，再带到洛阳的〔20〕。这支军队民族成分复杂，其中的确搀杂了羌胡。《后汉书董卓传》中平六年卓上书云：“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由同书《西羌传》“湟中月氏胡”条，可知“湟中义从”乃是完全羌化的大月氏后裔。“秦胡”一词何义，学界众说纷纭，台湾学者邢义田释为胡化的汉人，是比较合理的〔21〕。不过，汉末凉州的胡化，实质上就是羌化或羌胡化。而羌化的胡（湟中义从）、羌化的汉（秦胡）与羌（即羌胡），当时并无清晰的界限。所以，董卓可以将所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一概称为“羌胡”；应劭可以说“董卓拥胡兵”〔22〕；蔡琰也可以认定“卓众来东下，……来众皆胡羌”了〔23〕。
董卓出身汉族，《三国志》、《后汉书》都有明确记载，皇甫规妻却斥之为“羌胡之种”，这大概是由于董卓颇染于羌胡之风的缘故。《三国志董卓传》：“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而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与俱还，杀耕牛与相宴乐。诸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赠卓。”董卓少时所居之地毗邻羌中，他与羌帅频繁交往，不断接触羌胡习俗，难免受其影响甚至同化。
《三国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载杨琦之语：“〔李〕傕，边鄙之人，习于夷风。”李傕系北地人〔24〕，北地亦为“羌祸”殃及之域，故杨琦所谓“夷风”，主要应指羌胡之风。《献帝起居注》又谓董卓女婿牛辅帐下有“支胡赤儿”，《三国志董卓传》载赤儿素为牛辅“所厚”〔25〕。支胡即月氏胡，《后汉书西羌传》“湟中月氏胡”条：“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牛辅选支胡赤儿等为亲兵，可信已习惯于其“略与羌同”的“被服饮食言语”。董卓翁婿的经历，绝非个别的现象。凉州诸将中“习于夷风”者，恐怕不在少数。否则，他们是难于同羌胡之兵长期共处的。
这样一来，在中原士大夫眼中，董卓集团在汉魏之际的
活动，尤其是他们进京后的暴行，就带有鲜明的羌胡烙印。
双方的矛盾，又增添了一层民族冲突的色彩。董卓试图在关
东立足，也变得愈加困难。
（三）凉州集团与并州集团
关东州郡与董卓兵戎相见时，吕布等并州武人，却选择了继续与董卓合作的立场。凉、并两大集团关系的演变，对汉末政局的转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后汉书董卓传》谓董卓进京之初，“使吕布杀执金吾丁原而并其众”，并、凉势力的合流由此而发端。我们知道，灵帝中平六年以董卓为并州牧，《三国志吕布传》记丁原由并州剌史改任骑都尉，当与此同时。丁原籍贯、家世未详，根据东汉时期官吏任职迴避制度，〔26〕可以断定丁原本非并州人。然而丁原的僚佐却是从当地征辟的，如《三国志吕布传》：“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骁武给并州。”同书《张扬传》：“云中人也。以武勇给并州，为武猛从事。”《张辽传》：“雁门马邑人也。……并州刺史丁原以辽武力过人，召为从事。”
丁原任骑都尉后移驻河内，据《后汉书公孙瓒传》注引《续汉书》，丁氏在河内至少有数千兵。《吕布传》又称：“刺史丁原为骑都尉，屯河内，以布为主簿，大见亲待。”丁原在并州，利用一些武力见长的僚佐，组建了强劲的武装。他离开并州时，又把这支军队带到河内。丁原对吕布“大见亲待”，是要借助他继续控制并州兵。何进“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丁原、董卓皆在其中〔27〕。他们依靠各自掌握的地方武装，同时获得了干预中枢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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