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大家还是早已耳闻的,连日本知名作家高见顺都发表文章,简洁的表达了这种厌恶感:“苟且偷生,随后又像外国人那样用手枪自杀,还没有死成日本人不禁只有苦笑,为何东条大将不能像阿南陆相那样连夜自杀?为何东条大将不能像阿南陆相那样用日本刀自杀?”
想到这些,胡适回过头来,在梅贻琦耳边低声说道:“月涵兄,看来指望日本像德国那样反省,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
“正如博文所说的那样,日本人从不认为中国是战胜国。如果我们不能自强,总有一天他们还会伸出罪恶的魔爪,毕竟地理环境的资源等因素,决定了他们必须要向外发展。也许是军事上的,也许是经济上的。”梅贻琦沉思了片刻后,忧心忡忡的说道。
刘晓忠司长看了一眼手中的资料后,继续说道:“日本精英的共同阴谋论,将日本战时的举国领导者,打上了集体痴呆症的标签。将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添油加醋的定义为被军阀所蒙蔽。
正如渡边一夫的《旋风二十年》所言:基于畸形精神主义教育的非合理、非理性的暴力冲动渗透军部上下,与现实的乖离使他们的策划和指挥能力成了笑柄。这种非理性露骨的体现了大东亚战争指导上极度的非科学性。”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整个军队司令部都应该被关进精神病院,都认为东条英机是巨大的愚人之船船长。
集体非理性的命题,自然而然的引申为非常具有说服力的科技进步的推论。也就是说日本之所以战败的最终证据,在于未能意识到日本科学和应用技术上的落后。这种科学与战败责任之间的关联,已经成为了日本现在普遍的战败观念。在最广泛的象征意义上,这通常与美国扔下的那两颗原子弹联系在了一起。
核武器的骇人力量被证明既恐怖又魅惑,因为没什么比它更能具体展示美国优越的科学、技术和组织能力。战时最后一任首相铃木贯太郎在投降时就声称:‘这次战争最大的欠缺就是科学技术’。”
刘晓忠司长这充满忧患意识的开场白,终于把主题引到了科学上。让琉台南韩四地的近千名与会者们,自然而然的重视起科学来。看着众人紧锁眉头的样子,梅贻琦对组委会的安排、琉日友好协会以及琉球外交部亚洲司的准备满意到了极点。
因为他有理由相信,本次会议结束后,琉台南韩四地必然会把科技和教育,当成今后工作的重中之重。对他们这些致力于教育兴国的人而言,没什么比这更令人欣慰的事情了。
“从美国刊物翻译过来的一篇文章中称,山下奉文大将在菲律宾受审时,唯一使用的英语单词也是“科学”。
退任的文部大臣发表声明,他感谢学生们在战争时的艰辛努力,并激励说长此以往,学生们的任务就是提高日本“科学力和精神力”到最高水准。新上任的文部大臣前田多门,更是多次重申了战后教育体系将“尽力关注基础科学”的说法。”
刘晓忠司长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现在的日本,“科学”成了几乎人人都喜欢的概念,被用来规划未来发展蓝图的同时,还被用以解答日本为何会战败。
吉田内阁已经将“养成科学的思考能力”,定为“建设文化日本”的关键尽管临时政府的财政状况非常糟糕,但他们还是拨出5亿日元专款,用以“促进一般生活的科学化”。”
韩国教育部长朴喜皓再也忍不住了,立即站了起来,急不可耐的问道:“刘司长,美国对此就视而不见?难道他们愿意看到昔日的敌人再次发展起来?”
日本占领朝鲜期间,对朝鲜除了掠夺还是掠夺,并未像对台湾那样进行“皇民教育”。这导致琉台南韩四地当中,韩国的科教最为落后。而科学教育又不是短时间能追得上来的,朴喜皓部长有此反应,刘晓忠并不感到奇怪。
“朴部长,日本这种定义战败责任的实用主义作法,无疑是保守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刘晓忠司长沉思了片刻后,苦笑着解释道:“正如拆开织物的松脱线头一样,这种作法正是拆开日本帝国架构的线索。首要的是欺骗国民,虽然败在了‘鬼畜美英’手上,而造成本质上落后、非理性、压抑体制和战败的,却是不负责任的领导者。
从而使上当受骗的意识深植人心,潜移默化的让人们倾向于多元化、平等、民主、负责任而且理性的体制,而这正是美国政府所期望建立的社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美国总统杜鲁门声称原子弹的发明,反映自由民众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时,他发现日本民众竟然乐于接受这样的观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科学只有在自由精神之下才能得到发展。而日本上下倡导的科学,又需要民主和自由这个大前提。可以说这与美国的对日政策是一致的,我们实在找不到美国政府反对的理由。”
刘晓忠刚刚说完,胡适就从专家教授席上站了起来,接过工作人员递上的麦克风,异常凝重的说道:“日本科学家中绝大部分学成于欧美,他们拍手欢迎‘科学’这一新的信念。战败后首批派往日本的美国科学家,就能切身体会到这一绝妙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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