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越缄口不言，潘照临望了司马梦求一眼，道：“世上的事，没有只享其利而不受其弊的。亡夏非难事，只须将计就将便可。但此事于我又有何益处？西夏若亡，青唐独大。而今董毡虽然臣服，但蛮夷素不可信，今朝服，明日反，殊不可恃。且青唐占据地利，朝廷亦无力伐灭之。纵能亡其国，耗费国帑，牺牲战士，扰动天下，所得者，不过是一无用之地，守亦不能，弃之可惜。一旦撤兵，不十年间，又有一青唐占据其间，袭扰边境，国家真永无宁日。驭青唐之策，不可使之大，大则难制；不可恃武力而欺凌之，欺凌则易反……”
潘照临鞭辟入里地分析着，他所说的，亦是石越所考虑的。青唐吐蕃的根据地，在拉萨、青海，以宋军目前的实力，休说根本无法在那种地区作战。纵然宋廷不惜血本，发动战争，又有什么用？受制于当时的条件，那里根本不是宋朝能驻兵久守的地区。若不能有效控制，不过是灭一青唐，又生一青唐。还不如尽可能的维持一个安定的局面。毕竟，现在的青唐，是一个亲宋的青唐。石越与潘照临屡次商议，都认为宋朝的上策，是一方面保持一种蓄而不发的态势，以强大的军力国力，让青唐知道与宋军武力对抗，绝不是一个好主意；另一方面，则小心的安抚拉拢青唐，维持宋蕃同盟，在其内部培植、扶持亲宋的力量，通过双边的贸易与交流来影响他们。
但要使策略可行，宋朝首先就必须防止青唐过度扩张。若青唐的实力不受抑制的增长，那么他们的野心也会越来越大，对于宋朝来说，那会是一个比西夏更可怕的敌人。在青藏高原上打仗还是在陕甘宁打仗，若二者必选其一，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而且，还有一个永恒的真理：想要较长久的维持双方同盟，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让双方有着共同的或明或暗的敌人存在。
一个被宋朝打怕了的西夏，一个实力受到削弱的西夏，一个被限制在河西走廊的西夏，既不会对宋朝构成太大的威胁，又必然会与青唐吐蕃有着激烈的利益冲突，这显然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河西走廊在宋，则青唐为宋之敌仇；在夏，则青唐为宋之藩盟。取河西走廊易，而守之则难。兵少不可守，兵多则困于转运……”
宋朝的国力还没有达到一个为所欲为的程度。
一口气吃个胖子，有时候也会噎死自己。
当然，最重要的是，被赶到河西走廊的西夏，必须是一个不会盲目地仇视宋朝的西夏。一定程度的仇视是不可避免的，当年大月氏也曾经仇恨匈奴。但是只要这种仇恨不发展到盲目的程度，那么历史的仇恨，绝对比不上现实的利益。
另一件同样重要的事情，是被赶到河西走廊的西夏，其领导者不能够是不世出的英才。
没有人敢保证西迁后的西夏不会咸鱼翻身，实际上石越隐隐感觉到这种可能性非常大。历史上亚欧大陆东部民族竞争中的失败者，西迁之后翻身的比比皆是。石越对此印象太深刻的。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被金灭掉的辽西迁后，便曾在中亚地区称王称霸，横行一时。以时间而言，与此时相差不到一个世纪。
对此种可能，石越并不介意，相反倒有点期待。西域的重新洗牌，会多么深刻地改变世界运行的轨道？被历史学家们称为“中亚交通岛”的地区，向来是亚欧大陆最敏感的地区！
石越甚至不敢肯定他决定的背后，有多大程度是受到自己心中的这种期待的影响！
谁想要直接而深刻地改变世界，就请在中亚交通岛推倒一张多米诺骨牌。
西夏就是第一张牌！
这种感觉非常好。
当然，石越并非是一个会把自己的理智全部交给这种浪漫情绪支配的人。通过与文焕的问答，以及之前职方馆收集到的情报，他认为养虎成患的可能性并不大。
西夏有很大可能重新变成一只老虎。
但这只老虎成为大宋之患的可能性却并不高。
更何况，今日之大宋，已经不会害怕任何老虎。
只要保证西夏人西迁后不变成疯狗就行。
除此以外，石越也还有现实方面的考虑：他需要尽早结束西夏的战争，早日回到汴京。在那里，还有吕相公的“改土归流”……
这也是一个机会。
那边厢，潘照临已渐渐将司马梦求说服。
“天下知道此事的人，惟公子、纯父与我三人。”潘照临笑道，“不会有任何密约！公子亦不会同意放任秉常西迁。耶寅欲我军在灵州布疑阵，摆出强渡黄河的阵势，分散梁氏兵力；欲我军佯攻青铜峡，而后禹藏花麻以兵败为名，退入兴庆府，趁乱兵变。我军也会渡黄河，也会攻青铜峡，但都不是佯攻，而是大举进兵！”
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就算石越答应配合耶寅，这种事情，种谔又岂是石越节制得住的？至于密约，难道宋朝真的稀罕秉常的承诺？
“我们所做的，只是纵归耶寅兄弟与三百俘虏，让他们去兴庆府火并，将来耶寅也有点资本与禹藏花麻唱对台戏。此外，兴庆府之残敌，不过跳梁小丑，大举进兵的日期，似乎亦无必要保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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