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张口“清者自清”，闭口“清者自清”，冯京、王安礼亦点头称是，孙固转头去看范纯仁，却连范纯仁也默然不语。他不由冷笑道：“受教了。然我岂不知‘清者自清’？但我亦知这世上，还有‘锻炼成狱’！诸公既不愿去，我亦不敢勉强！”说罢，一抱拳，亦扬长而去。
范纯仁目送孙固怒气冲冲地离开尚书省后，因这日并非他当值，亦起身告辞。他也无心去刑部，便径直回府。
范纯仁对舒亶颇为了解，熙宁十七年的台谏中，舒亶是惟一的“省元”，宋朝最重进士，虽然近年来亦提倡“文武并重”，但习惯非一朝可以改，进士及第依然在人们心目中被看重，舒亶为礼部试第一名，那种无形中的优越感，亦使他与旁人不同些，他在御史台，素以敢于任事、不避权贵而闻名。而除了胆大包天、无所畏惧之外，舒亶还极擅长罗织罪名、拷掠讯问，凡经他过手的案件，定是穷究到底，涉案之人，无论轻重，一个也不会放过，被许多人视为“酷吏”。因此，舒亶也素为旧党所不喜，而舒亶同样也不喜欢旧党士大夫，倒与吕惠卿走得极近，常被人视为“亲附”吕惠卿。但在范纯仁看来，舒亶与吕惠卿的确一居台谏，一在“政府”，互通声气，互相支援，但舒亶倒未必便可视为吕惠卿的党羽那么简单。
因此，陈世儒案既然落到他手中，后果实不堪设想。陈世儒夫妇固然罪大恶极、死不足惜，但偏偏他夫妇都是宰相之后，陈、吕两家亲属姻戚多为朝士，吕家更是当世少有的名门望族之一，旧党重臣罕有不曾与吕家有瓜葛的——舒亶碰上了这么一个大案，正是扬名立威之时，自不会轻易收手。但更让范纯仁忧心的是，这种可能倾动朝野的大案，以皇帝之英明，又怎会随随便便发到舒亶这样的“酷吏”手中？就算舒亶与吕惠卿是沆瀣一气的，这事后面有吕惠卿的操纵，但即使是皇帝得了风疾，范纯仁亦不相信吕惠卿当真便能操纵皇帝。舒亶也罢、吕惠卿也罢，皆不足虑，但如若不是皇帝错估形势，误用舒亶，那才真是出大事了……
他满腹心事地回到家中，也不更衣，便将自己关进书房中，范府的家人也都习以为常，并不敢打扰。只由得他在书房中反复研读陈世儒案的卷宗，尤其是那些奏折后面的朱批。
皇帝的语气是不加掩饰的愤怒。“禽兽行”、“负朕”、“罪恶滔天”——这样语气激烈、让人触目惊心的词，举目可见。但范纯仁从这些批复中反复揣度，皇帝的一腔怒火，大多竟是针对苏颂的。也许皇帝真的认为苏颂循私枉法。此外，对吕公著的恼怒也溢于词表——虽然即使从舒亶所说的案情来看，吕家真正大力周旋，为陈世儒、李氏求情的，其实还是李氏的生母吕氏，到现时为止，没有证据表明吕公著一定知情，但吕家屡屡陷入丑闻当中，无疑会让皇帝感到不快——吕公著因为族人在湖广的弊案，刚刚被贬到大名府还没多久！
但也就是仅此而已。皇帝并无一语及于司马光，也没有谴责苏颂、吕公著结党营私的意思——范纯仁最怕的就是担心皇帝想到“结党”上面去。旧党旧党，虽然朝野都习惯于叫“旧党”、“新党”甚至是“石党”，但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亦或是所谓的“石党”，都是不肯承认的。皇帝虽然知道这些叫法，但也只是当成一种政见的划分来看待，倘若真的以为皇帝就能认可朋党公然存在于朝廷之上，那未免太天真了。皇帝才懒得分辨什么“君子之党”、“小人之党”！石越这么小心翼翼，又有大功于国家，一个捕风捉影的“石党”，便令他被闲置这许多年。苏辙也因为是传说中的“石党”，被皇帝睁只眼闭只眼地赶出了汴京……
更何况旧党一向是以君子自居的。君子无党。若“君子们”被皇帝认定为结党，那“君子”也就成了“伪君子”……所幸的是，暂时还看不出皇帝有这样的想法。
但他也不敢高兴，谁能料到吕惠卿与舒亶不会往这个方向办实这桩案子？然而……
坐在书房里，范纯仁越想越是烦乱，仿佛看见了无数的头绪，伸手就能抓住，却又找不到一个真正可靠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信手抓起一支毛笔，沾了沾墨，在一张白纸上随手画写着——才写了十几个字，范纯仁便蓦然停笔，怔怔地望着那张白纸上面的字——自己刚才随手所写的，竟都是“益州”二字！
“益州？”范纯仁喃喃道，不由站起身来，却不小心将一份报纸带落到地上。他正欲俯身去捡，却见那份《汴京新闻》上赫然印着：“昨日桑充国坚辞白水潭学院山长、《汴京新闻》社长……”他小心地拾起那份报纸，轻轻掸了掸上面的灰尘，自言自语地说道：“桑充国……”
书房外传来一阵脚步声，过了一会，便听一个家人在门外禀道：“禀参政，石学士府上送来一封请帖。”
“唔？”范纯仁快步走到门口，却见那家人弯着腰，双手捧着一封请帖高高递上。他顺手接过来看时，却见上面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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