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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今、古文经学两派的争论焦点其实都在《春秋》三传上，而三传之间的门户之争又都集中在《左氏》是否得圣人真意而“传《春秋》”这一问题上。
《左氏春秋》本是一部内容宏富的史著，与经学没什么关系。刘歆校秘书典的时候初次见到，他认为此书流传不广，必须借经学而大力推行，所以奏请天子，要求立官置博士，以《左氏》依傍今文家的思维窠臼取媚人主。
当时的今文经学博士们实际上并不了解《左氏》，拒绝其进官学。虽然古文《左氏》最终未能被立为学官，但依靠其自身的学术价值，社会影响日益扩大，私学日盛。本朝前两次今、古文经学两派之间的范升、陈元之争，李育、贾逵之争，都是由《左氏》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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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休对今文经学家李育在与贾逵的论争中未能占到上风感到非常遗憾，而时下《左氏》越来越兴旺，《公羊》已经退无可据，面对这样的窘境，何休打算以攻为守，于是著立《公羊春秋解诂》，打算重振今文经学在学术上的绝对地位。
郑玄奋起反击，作《发墨守》、《起废疾》、《箴膏肓》以反驳何休的论著。
争论旷日持久，争论的最后结果还是今文经学处于下风，今文经学再度遭到重击。
何休见到郑玄的驳论后，对郑玄很佩服，但他也颇为不平：“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意思是说郑玄能从他的文章中找出矛盾，用他自相矛盾的说法来驳倒他的立论。
何休和郑玄两人之间的争论以郑玄的胜出而告终，古文经学的地位因此得到了巩固和提高。
由于郑玄对何休的批驳十分有力，使经师和学者们十分叹服。当时京师人称何休为“学海”，郑玄为“经神”，郑玄的声望远超何休，追随郑玄学习的弟子有数千人之多。
郑玄以古文经学为生，兼采今文经学之长，混糅今古文家法，融会为一，整百家之不齐而形成了自己独到的经学理论，他利用自己这套独特的理论，从“通学”的立场上对《春秋》三传作综合研究，最终解决了两派争论的焦点问题，消除了两派之间的门户之见，肯定了古文经学的学术地位，基本上结束了这场长达两百余年的今、古文经学的大争辩。
但问题是，因为受当时情况的限制，这场关系到今、古文经学两派生死存亡的大争论并没有击垮今文经学在官学上的主宰地位，这场声势浩大的第三次大争论的结果也没有以诏书的形势遍告天下州郡的学堂和士人，所以，今文经学派的顽固势力利用自己的官学地位，不断地向古文经学派展开反击，负隅顽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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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今、古文经学两派官吏在学术上的分歧和在治国策略上矛盾，以便顺利地实施新政，推行诸项改制措施，张温、卢植、马日磾等人这次打算把他请出来，让他开堂授学，把他的“整百家之不齐”的先进学术思想和理论告诉天下士人，让他在两派士人中大力宣扬自己融会贯通了今、古文经两派学术的新的经学理论，以消弭两派之间旷日持久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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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温、卢植等人的主张得到了上上下下一致赞同。
李弘当然求之不得，他当即派出一百武技高超的亲卫，随同郑玄大师的弟子崔琰，数名大知堂弟子，往徐州寻访郑玄大师。
郑玄最早隐居于青州北海的不其城南山。黄巾军起事后，因粮食断绝，随即遣散学生，往高密而去。后来高密也待不下去了，只好逃到徐州投靠陶谦。陶谦以师友之礼待之。郑玄把自己安顿在南城之山栖迟岩下的一所石屋里，很少出头露面，仍然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研究儒家经典，注释经书。
崔琰出身官吏之家，好击剑，尚武事。二十三岁才学《论语》。二十九岁时，他和好友公孙方结伴往青州，拜师于郑玄。崔琰一直保护着老师，跟着老师颠沛流离，直到老师安顿下来后，他才归返故里。
崔琰的弟弟崔林此时已被太守许混征辟。许混听说崔琰回来了，大为惊喜，亲自跑到崔府相请。结果此事被崔烈知道了，他二话不说，请大将军写了一份调令，把崔琰、崔林一起调到了大将军府。许混懊悔不迭。人都让大将军府抢去了，自己白高兴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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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底，李弘和张温等人经过仔细商议，在三府之间合理调配了诸多从事掾属。
长公主本来不参加具体政务，只负责巡檄监察之职，但李弘把长公主的权力扩大了。长公主不但负责巡檄各州郡，监察检举不法，还负责新政的制定和修改，督导诸府实施新政，主掌宗庙祭祀事，主掌博士祭酒等教育事，督领晋阳和邯郸大学堂、监督各地乡评，帮助北疆和冀州各府选拔人才。张温、卢植等诸多老臣，荀攸、张范、司马芝、崔均等诸多大吏全部隶属于长公主府。
大司马府和大将军府不再合二为一，而是军政分开，各理军政。
大司马府主掌六州四郡的政事，督领屯田事。在六州四郡推行新政。有关新政的各项具体措施由长公主府和长公主府主要大吏共同议定。大司马府负责具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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